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中華文明是唯一從未斷流的“亙古亙今”的文明類型，可謂世界連續性文明的典范，具有強大的融合力、內化力、延續力和凝聚力。

馮友蘭《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有言：“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考察并比較了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羅河流域，以及黃河、長江流域所形成的文明體系及其發展狀況，指出：“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末，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國家。”在黑格爾看來，中國實在是最古老的國家，同時又是最新的帝國。“古而又新”是中華文明的本質特征。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在近6000年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3個文明形態，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國的文明形態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明。中華文明形成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完整偉大的傳播傳承體系，它的“連續性即使是在中華文明的其他要素發生最嚴重斷裂的情況下，也沒有出現任何中斷”。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具有漫長的跨度，不僅表現為一個大一統國家的理想不斷地化為現實，而且由于文化的統一建構了一個既承前繼往又啟后開來的文明體系。

人類古代先后出現過幾大文明范例，創造過農業文明、游牧文明和早期海洋文明的許多成果。但是，無論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抑或是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都未能避免衰亡的命運，唯有中華文明在不斷迎接挑戰中繼續向前發展。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中，無論發生改朝換代還是遭遇外侮內亂，中華文明都能生生不息，代代相傳，始終不間斷地延續著5000多年中華文明的基因和血脈，傳承著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和基本精神，并在革故鼎新中開拓新局面，創造新輝煌。那么，中華文明綿延發展的內在機理和“亙古亙今”的精神魅力到底何在呢？這是一個我們在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神圣事業中必須努力探究并深入開掘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從較為宏大和最為基本的精神基因的角度考察，繼往開來的價值共識、多元一體的發展格局、民為邦本的治政理念、中正仁義的道德追求、革故鼎新的使命擔當、自強不息的精神氣質、厚德載物的博大襟懷、以和為貴的倫理品質，拱立和支撐中華文明綿延發展的精神大廈并為之提供“源源不竭”的價值動能。

第一，繼往開來的價值共識。中華文明既堅守本根又不斷與時俱進，把“繼往圣，開來學”和“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基本的價值追求和民族精神，形成了“慎終追遠”“慎終于始”“垂裕后昆”和“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尚書·仲虺之誥》）的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意識以及“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國性基質，凸顯了“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尚書·咸有一德》）和“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尚書·咸有一德》）的倫理價值，在中華民族心靈深處內化為一種對傳統的禮敬和對未來的創新等代際倫理人格，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無論商朝取代夏朝，還是周族完勝商族，勝利者都沒有令前代文明灰飛煙滅，而是在盡力保存前代文明基本主題和發展模式基礎上對之予以改造和發展。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對此前的各種文獻予以全面系統的整理，又針對當時所面臨的“禮崩樂壞”的社會情勢提出了一系列價值主張和應對措施，建立了一個對后世影響深遠的仁學思想體系。之后，歷代思想家都十分強調文明既要承前繼往，更要啟后開來，凸顯了不忘初心和砥礪前行的重大意義。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數千年，正是得益于舊邦新命的國性基質和繼往開來的價值追求。正是這種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價值共識使中華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且充滿無限活力的燦爛文明。

第二，多元一體的發展格局。中華文明不但是本土起源，而且也是多源并發，相互融合為一體，形成了多元一體的發展格局。高度發達的史前文化，既存在于中原大地，也分布于遼西、長江中游、黃河下游、江浙等地區，蘇秉琦先生將之總結為“滿天星斗”，經過不斷融合初步形成帶有鮮明區域特色的中華文化圈。中華文明自起源至秦漢，經歷了從不同地域各種文化的“多元并行”，到周邊文化向中原地區匯聚的“多元一體”，再到秦漢統一以后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多元一統”的文明發展進程。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多元的因素一直伴隨中華文明的發展過程，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實際上就是多元文明相互整合的過程。一體在中國人民心靈深處鑄造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和集體人格，不斷促進中華文明向前發展。

第三，民為邦本的治政理念。中國自古就有“民為邦本”“君舟民水”“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民本思想和政治智慧。《尚書·五子之歌》提出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治國主張，要求統治者愛民而不能輕視人民，因為人民構成了國家的根本，只有人民這一根本堅固了，國家才會安寧太平。《尚書·大禹謨》認為“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并且將“正德”“利用”“厚生”視為天下和諧安定的三大基礎價值。德行正，財用利，資生厚，則經世致用之道備矣，才能成就盛德富有之大業，使黎民百姓生生不息，文明不斷得以創化和發展。中華文明倡導民為邦本，形成并發展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孟子強調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統治者要得到天下并很好地治理天下，就必須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以贏得民心作為得道的根本。

第四，仁義中正的道德追求。周敦頤《通書》認為，“圣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孔子的仁學將仁的本質確立為“愛人”，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倡導“為仁由己”，“仁以為己任”，并努力去實現“天下歸仁”的理想。一部《論語》，“仁”字出現了109次之多，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對仁德的重視。孟子仁義并稱，將“仁”界說為“人心”和“人之安宅”，將“義”界定為“人路”和“人之正道”，認為仁義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禽獸的“幾希”。《周易》提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認為人可以憑借仁義之道無愧地立于天地之間。與對仁義的崇尚密切相關，中華文明十分推崇中正中庸之道，唐堯虞舜時期開始“定國名為‘中’”，將“上古以來尚中之德”上升到國德的高度，凸顯了篤行并堅守“中道”的國性意義。堯之授舜，舜之授禹，其要旨在“允執厥中”。在中華文明中，“中者”被認為是“天下之正道”，“庸者”是“天下之定理”。凡事講求適度和中正既是天地的秩序，天之為道是“剛中而應，大亨以正”的，也是人類存續的法則，人道以中道中正立身處世，“極高明而道中庸”。因此，尚中成為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和道德價值追求。

第五，革故鼎新的使命擔當。幾千年前，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就秉持“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精神，開啟了締造中華文明的偉大實踐。革故鼎新是新事物和舊事物的更替，是新事物在舊事物基礎上變化和發展的結果。革故就是破除舊事物的弊端，為制度更新掃清道路、提供前提；鼎新就要確立有利于新事物成長的新思想、新制度、新體系，進而實現歷史性更迭轉換。《周易》用“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生生之謂易”等來說明革故鼎新是宇宙萬物運動變化的規律，體現了中國古人永不僵化、永不停滯的進取姿態和變中求新、新中求進的精神追求。戰國時，商鞅主張“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禮記·大學》記載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書·康誥》曰“作新民”。古人還提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等具有創新精神的觀點。在中華文明綿延賡續的進程中，“革故鼎新”一直是中華民族屹立不倒的精神內核，成為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質，中華民族也在革故鼎新、守正創新中實現自身跨越，并將在變革創新中創造更多成就。

第六，自強不息的精神氣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華文明既不像西方文明追求外在的征服與占有，始終以外物來填充內心不斷膨脹的欲望，甚至不惜發動十字軍東征、近代海洋爭霸和現代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后多次侵略性戰爭，也不像印度佛教那樣視現世的一切為虛妄的存在而與世隔離，追求一個空寂的梵天世界，而是立足于現實世界，追求一種剛健有為、日生不滯而又不斷發展完善的文明，自強不息正是中華文明內具的精神氣質。中華文明依靠自強不息的精神品質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社會和人生的過程中不斷地攻堅克難、闖關奪隘，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彪炳史冊的偉大奇跡，書寫了中華歷史上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輝煌史詩。

第七，厚德載物的博大襟懷。“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中華文明既有自強不息的律己待己之精神價值追求，也有厚德載物的待人應世之精神價值涵育和敦化。中華文明一經形成，就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能夠在開放中吸收異質文明、在包容中消化異質文明、在多元融會中更新自身。中華文明，是在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中發展、演進、成就其偉大的。中華文明以其深厚的底蘊和不屈的韌性，實現了文明的創造性轉化，煥發出新的勃勃生機。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在數千年發展過程中始終保持強大生機與活力，關鍵在于其面對異域文化在中國的傳播，不是采取絕對的抵制態度，而是兼容并蓄，積極吸收外來文化的優秀部分，從而不斷創造中華文明新的理論形態。

第八，以和為貴的倫理品質。有著5000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始終崇尚和平，對于和平、和睦、和諧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化在中國人民的血脈之中。作為群經之首的《易經》建構的思想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于乾坤并建中追求陰陽和合、健順和美，以及人我和諧、己群和諧、天人和諧的和諧型文化。不僅《易經》崇尚天人和諧、人我和諧、群己和諧，《尚書》《詩經》《春秋》《禮記》以及儒家《四書》等經典也莫不以和諧中正為核心的價值理念和倫理原則，深刻闡釋和論述了和平、和睦、和諧、和美的豐富內涵和倫理意義，對中華倫理文明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尚書·堯典》提出：“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從家族和睦到社會和諧，從四海一家到世界和平，凸顯了中華文明“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睦鄰友邦”“天下大同”等價值理念，塑造著中華文明的和平發展特質。

上述八個方面的內容，作為拱立并支撐中華文明不斷“亙古亙今”的基本價值和精神氣質，不僅是中華文明由古走到今的源頭活水和價值動能，而且也是傳承和新造中華文明的價值血脈和精神稟賦。

中華文明綿延發展的內在機理和“亙古亙今”的精神魅力，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和精神自信的重要源泉，有助于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同時，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探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路徑、機理和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為創造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中華文明的豐厚資源。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編輯：杜莉

二審：李琳達

三審：黃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