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時節，長江文化藝術季將于９月１４日在武漢盛大啟幕。來自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青海等長江流域省區市的文化、文藝名家齊聚湖北，“賡續長江文脈，共創時代華章”。本次文化藝術季群英薈萃、精彩紛呈，將為湖北人民呈現一系列文化盛宴。其中，“靈動長江”舞臺藝術精品展將于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２０日在武漢舉行，展演期間，１６臺藝術質量上乘、地域文化特色濃郁、具有較強影響力的優秀劇目將輪番登場，涵蓋京劇、地方戲曲、話劇、舞劇、歌劇、音樂會、音樂劇、芭蕾舞劇等多種藝術門類。中央芭蕾舞團、國家京劇院等５大國家級院團都將帶來經典作品。國家京劇院青春版《楊門女將》、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演員陳麗君、李云霄搭檔出演的青春版《梁祝》、湖北省京劇院的京劇《秦香蓮》等經典作品都將與廣大觀眾見面。

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曾指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蕩，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做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從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角度指出了南北文學的主要差異。當“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千古大問與“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的慨嘆都已隨著江水流向縹緗深處，戲曲才踏著玲瓏的腳步來到南宋的江南。宋代，城市商品經濟得到長足發展，出現很多市民娛樂場所——瓦舍勾欄，民間歌舞、說唱、滑稽戲有了綜合的趨勢，出現了“宋雜劇”。北方有宋金雜劇，稍后的南方出現了永嘉雜劇（即南戲），二者在體制、題材、形貌上也有明顯的區別。

中國戲曲傳播有南北貫通的兩條傳播主干道，南北通道之外，還有一條東西通道。長江滋養了大半個中國，也承載了戲曲的半邊天下。自南戲在江南問世后，八百多年間，長江流域眾多劇種聲腔創生、發展與興盛。奔流不息的長江從高原飛流直下，是一條天然的文化走廊，既連接著中國經濟最富庶、文化最昌盛的江南、湖廣、巴蜀，為戲曲提供了一個天然大舞臺，也連接著古老神秘的雪域高原與相對落后的云貴高原，透過種種歷史機緣，為當地表演藝術提供新的營養。

明清時期各種聲腔體系與眾多地方戲、少數民族戲曲的形成與傳播，與長江水道有著緊密的聯系。

昆腔和傳奇的主要傳播方向，是從長江三角洲地區沿江上溯。如明后期的徽州（新安）：“曲之擅于吳，莫與競矣。……十年以來，新安好事家多習之。”　外出經商的徽商，常從吳地買歌兒回家鄉演唱。又如沙市，士大夫聚宴時常有“吳伶”演唱，并有“優伶二部間作，一為吳歈，一為楚調，吳演《幽閨》，楚演《金釵》”　的情形。再如有“蜀中嶺外伶人莫不唱《紅梅花》”　的記載，可知傳奇明末已盛于四川和嶺南。清初在湖南衡陽，也有“劇演《玉連環》，楚人強作吳歈”　的情形。這些都表明在明末及清初用水磨昆腔演唱的傳奇廣泛流行于長江中上游地區。

清代長江流域的亂彈不斷因時因地而變。乾隆間兩淮巡鹽御使伊齡阿在一封奏折中稱：“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項，江、廣、閩、浙、四川、云、貴等省皆所盛行。”這里說到的“昆腔以外”的種種聲腔都屬亂彈，流行區域已橫跨從長江上游到下游的廣大范圍。亂彈形式靈活，戲班流動性強，云貴、巴蜀、湖湘、吳越密布的水系為其沖州撞府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戲班循水路活動，其流動演出被稱為“跑碼頭”。

長江黃金水道，歷來是移民的重要通道。歷史上即有軍屯、民屯、“湖廣填四川”等人口大遷移，這些規模龐大、歷時漫長的移民潮，帶來了各路戲曲聲腔劇種在整個流域的傳播。各個劇種間相互借鑒、彼此學習，移植劇目、轉化創新，由此造成外來與本土交集，漢族戲曲與少數民族戲曲相互激發與吸收，在大大小小的移動潮中，戲曲承載著民眾的喜怒哀樂，流布于長江沿線的田間地頭，街衢巷陌。移民將不同地域風格的戲曲元素，帶到流寓之地，在當地交流融合，為新的劇種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和環境。

漢劇的形成即是顯例。明清時期，江漢平原有“湖廣熟，天下足”的美譽。隨著經濟的發展，長江及其支流漢水也成為運輸木材、藥材、鹽的重要通道。襄陽作為漢水重鎮，北進中原，南通荊楚，有“水旱碼頭”之稱；長江沿線的沙市西連巴蜀，南鄰洞庭，已為全國四大米市之一；漢水與長江在漢口匯合，二水交匯的漢口迅速成為商業重鎮，到清代已與北京、蘇州、佛山并稱天下“四大名鎮”，是湖湘地區商業貿易中心。

與此同時，湖北地區經歷了劇烈的人口變動，“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外來移民帶來大量勞力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山地、湖沼低地得到開發，促進了湖北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經濟的發展。人口與商品的流動，同時帶來文化的交融，來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將自己當地的音樂聲腔帶入，逐漸形成融合南北聲腔的“楚腔”“漢調”，最后演變為湖北的代表性劇種“漢劇”，又通過商路傳播到全國各地，并逐漸形成漢、荊、府、襄四大支流。

商路即戲路，水路即戲路。長江沿線，揚州、南京、杭州、無錫、蕪湖、安慶、漢口、荊州、沙市、襄陽、漢中、岳州、湘潭、常德、辰州、衡陽、永州、瀘州、重慶、成都、昆明等等，都既是商賈云集之處，也是戲曲集散之地。劇種的產生流傳與聲腔的演變，同商業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戲曲作為商業娛樂活動，在演劇的過程中，必然要考慮到市場。戲曲藝人在各地“沖州撞府”時，為適應不同人群的語言、習俗和欣賞習慣，在表演、聲腔、劇目上進行改變，這種改變長期積累下來，就會形成新劇種。

明代徽商異軍突起，由于地理位置優越、長江水路交通的便捷、發達的“小商品經濟”基礎等條件，安徽逐漸成為各種戲曲的匯集地。

其南邊，江西興起的弋陽腔、樂平腔傳入安徽皖南，“江以西曰弋陽者”與安徽江北的懷寧、望江僅一江之隔，既可隔江相傳，又可順江而下去安慶一帶，弋陽腔傳入皖省境內便是水利渠成之事；樂平地區與婺源相鄰，徽州在明代的經濟中心地位決定了周邊民眾均樂而往之，長久的人員流動也催生了文化、音樂、戲曲的交融。

東邊，便利的長江水運是徽商經濟的命脈，從皖南順江而下達南京、揚州、昆山等地是徽商的一條重要發達之路。蘇皖兩地的戲曲音樂交流成為兩地經濟交往的“伴生品”，昆山腔逆江而上與徽州腔順江而下是明代安徽戲曲音樂對外交流的重要內容之一。它對昆山腔的改革成熟以及明末徽劇的誕生均產生重要的影響。

皮黃在湖北形成后，沿長江向西路發展，一路傳到安徽。本來在黃陂、黃岡本土生長的花鼓戲已經吸收了弋陽腔的某些長處，到了安徽又和安徽原有的石牌腔發生接觸。加以安徽自從明朝以來就成為各種聲腔的熔爐，而且一省之內分化出五光十色的腔調，因此，二黃雖然產自湖北，卻是在安徽拐了一個彎，添上安徽戲曲的各種因素，然后通過徽班帶到北京去，再從北京出發，支配了全國的舞臺，成為影響深遠的國劇——京劇。

鴉片戰爭后，長江沿線城市上海取代蘇州、杭州成為新的演劇中心。上海由現代商業資本經營，受西方文化影響很大，商業氣息十分濃厚，不滿現狀要求變革的情緒日益高漲。清末民初，在社會改良思潮和新文化運動影響下，戲曲界藝術上大力創新，大量編演具有新的意識內涵的“改良新戲”。此期出現的文明戲也以上海為第一據點，由此傳至長江沿線的南京、蕪湖、漢口等城市。后來話劇在上海一直活躍，對戲曲的影響很大。在高度商業化的環境與新的社會思潮的交錯影響下，上海京劇逐漸形成以藝術上不守陳規、勇于創新為突出特征的“海派”。

清末民初，江浙地區的眾多流民先后涌入上海，他們也帶來了相應地區的農民戲曲和說唱。自外地來滬的戲曲，有一些逐漸在上海扎下根來，并不斷發展提高，如越劇、甬劇、淮劇、錫劇、揚劇等等。上海四郊鄉鎮的花鼓戲也逐漸打入城區，后來發展成為滬劇上海的文化風氣連同其光景常新的戲曲，不斷溯江而上，對長江沿線其他大中城市形成重要影響。“海派”京劇的創新精神，對長江其他地區的京劇以至其他劇種都有重要影響。

揭開歷史的面紗，拂去歲月的風塵，長江流域的戲曲不斷接受時代的洗禮，迎來了一個又一個柳暗花明的天地。滾滾東流、奔騰不息的長江成就了中華戲曲的萬紫千紅與繁花似錦……

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首屆長江文化藝術季帶來的藝術盛宴，“靈動長江”舞臺藝術精品展好戲連臺，必將高質量推動長江文化藝術傳承發展，為我們展示新時代的萬里長江圖，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作出“湖北”貢獻、“長江”貢獻。

（作者陳建華，系湖北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湖北經濟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來源：文旅中國

編輯：楊帆

二審：黃韶光

三審：吳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