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黨的奮斗目標。對于人民來說，美好生活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一件件具體的事情，一個個具體的愿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要滿足人民在就業、收入、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各方面一個個具體的需求和向往，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民生工作離老百姓最近，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認真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推動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結合實際解決好與群眾利益息息相關的問題，讓群眾感受到全面從嚴治黨就在身邊、紀檢監察就在身邊、正風反腐就在身邊。

農民工群體是一支新型勞動大軍，一頭連著城市，一頭連著農村，務工收入是許多家庭的收入大頭，也是他們脫貧致富的重要支撐。截至2019年，我國有2.9億農民工，其中約1.7億需要離家務工。農民工工資能否及時支付、合法權益能否得到充分保障，關乎千家萬戶民生福祉，關乎社會大局和諧穩定，關乎如期實現全面小康。

2018年，浙江省玉環市紀委監委查處了一起嚴重侵害農民工權益的典型案件。案件的緣起，是在2016年8月，一名農民工來到當地紀委，對原玉環縣城區勞動保障所所長吳福康進行實名舉報。這名農民工說，他因為受了工傷，通過勞動保障所和企業進行仲裁調解，整個調解過程吳福康沒有安排他和企業見過面，工傷賠償款也是吳福康轉交的，調解協議書上寫著45000元，但實際給他的只有37000元，中間相差8000元，吳福康解釋說是紙面上多寫點給企業抵稅用，但他認為是被吳福康貪污截留了。紀委迅速對這一線索展開核查。

孫婉琴（浙江省玉環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跑到企業了解，企業跟吳福康講的其實就是一樣的，他說是抵稅用的。

之所以出現這一情況，其實是因為這名農民工在舉報前曾經到勞動保障所理論，驚動了吳福康，他私下把8000元還給了企業并和企業統一口徑，雙方一口咬定只賠了37000元。吳福康心里清楚，自己做過的事一旦暴露，后果嚴重，因此想方設法掩蓋真相，對抗調查。

吳福康（原玉環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城區勞動保障所所長）：這兩年時間，31個案件里面我賺了錢。企業賠了多少錢，我確實沒告訴工人，我確實有隱瞞。

雖然調查一上來就遇到了障礙，但調查組注意到，吳福康在進行調解時多處違反了工作規定程序，感到事情應該沒那么簡單。

孫婉琴：賠償書跟實際收款不一致的，這些都不符合規定的。民工的當事人和企業主不在當場調解，調解過程當中全部是吳福康一人，也不符合兩個人以上參與調解的規定。

吳福康是否存在貪污受賄行為，調查組感到不能就此止步。玉環作為全國縣域經濟排名前列的工業強縣，不到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上有一萬多家工業企業，務工人員尤其是外來農民工權益保護，是這座城市必須解決好的重點問題，對涉及侵害他們權益的問題線索不能輕易放過。調查組調取了吳福康近幾年經辦的幾百起工傷和職業病仲裁調解案卷，逐一聯系涉及的企業、工人，對賠償金額進行核查。

梁國棟（浙江省玉環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逐一電話（聯系），確認有幾起中間金額存在著更大的差距。我們也鐵定這里面肯定存在著問題。

這些務工人員大部分來自全國四面八方，流動性很大，有些又去了別的城市務工，有些已經回了老家，為此，調查組遠赴安徽、湖北、江西等六七個省份尋訪相關務工人員，歷時一年多，找到了多名當事人，獲得了吳福康貪污截留的扎實證據。

梁國棟：我記得當時我們到江西去取證，有一人叫鄭通樓，取證的時候他是二級塵肺，奄奄一息了，我們取證結束沒過多久，他就過世了。工傷仲裁15萬元，拿到手只有9萬多元。

2018年，54歲的鄭通樓因塵肺病去世。他和妻子孫巧枝是2001年離開江西農村老家去玉環打工的，希望多掙些錢，給女兒更好的生活環境和教育條件。鄭通樓在一家汽車配件廠打工，他所在的工序粉塵嚴重，早年間企業又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到2014年，鄭通樓病情越來越重，經鑒定為塵肺病三期，已構成二級傷殘。

孫巧枝（鄭通樓妻子）：吃飯睡覺都戴著呼吸機。談到賠償的事情，那個廠里面還是不肯賠。雖然說我們在那里待了十幾年了，公司后來理都不理，進都不讓我們進去了。

治病很快花光了所有積蓄，還欠下了債，女兒那時上初三，因為家里實在困難也輟學回家了。

孫巧枝：不給錢我們也沒有辦法，老公在那邊戴一個呼吸機那樣等下去也不是個事，后來我們請了一個律師在那里搞，律師給我們搞一點錢回來。

律師告訴他們，勞動保障所所長吳福康會幫他們找企業仲裁調解。過了段時間，律師通知他們去領賠償金，調解書和發票都寫著15萬元，給的現金卻只有10萬元，律師也是說相差部分是抵稅用的，夫妻倆按約定給了律師10%代理費，拿到手的只有9萬元。調查組聯系了相關企業詢問，企業表示交給吳福康的賠償金確實是15萬元，貪污截留事實得到了確證。

孫巧枝：其實少了5萬塊錢，這個我們自己心里也有數，我也沒有告他或者怎么樣，我老公他那個人也是一個老實人，他人病得那個樣子，一直在說不是他幫我們要，我們還要不過來，他是這個意思。

調查組找到的不少務工人員，都經歷了類似的辛酸。他們幾乎都是收入低、生活貧困的社會群體，為了掙錢養家，不辭辛苦，在高風險環境下長期作業；當他們遭遇工傷，相關企業卻推卸責任的時候，他們又面臨著失業、治療等重重生存壓力，急需經濟補償。這種時候，勞動保障部門成了傷殘工人和家人的希望，面對弱勢群體的殷切期盼，本應為工人們雪中送炭，但吳福康卻反而雪上加霜，從工人們的救命錢里吃差價。而且，吳福康并不是每個案子都敢截留，而是專門挑選家在外地、看起來為人樸實、不會質疑自己的務工人員下手。這樣的行為，嚴重啃噬群眾的獲得感，侵蝕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當聽了一個個務工人員講述他們曾經遭遇的困境，調查組下定決心要還他們一個公道。

梁國棟：每個工人的訴苦，對我來說感觸很深。他們受傷以后謀生手段可能也會受很大的影響，賠償金額對他們來說很重要，一定要追到底，把這個贓款追到手返回給這些工傷人士。

調查組還注意到，不少務工人員都提到在他們和吳福康之間還有一個角色，就是代理律師。在吳福康調解的案件中有兩個律師的名字頻繁出現，一個叫雷繼策，一個叫黃斗榮。調查表明，這兩人其實既沒有律師證，也沒有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發現幫務工人員維權是條掙錢的路子，他們就經常守在醫院門口打著律師的旗號招攬生意，實質上只是中間代理人，每一單收取賠償款10%到20%的代理費。他們和吳福康相互串通，共同牟利。

梁國棟：我們在查辦吳福康案件的過程中間發現了一個蛛絲馬跡，就是說蠻多工傷方留下的號碼居然就是這個野律師的號碼。野律師能夠充當吳福康的說客，如果（務工人員）一旦有疑義或者要問廠方什么之類的，他用野律師對他進行安撫跟勸解。

由于兩人都不是真律師，幫工人要賠償主要是依靠吳福康去和企業仲裁調解。他們因此經常給吳福康送超市卡、煙酒茶葉等禮品，和他搞好關系。

雷繼策（涉案人員）：沒有證的話做這一行的話必須要認識當官的人，他是勞動所所長，不管什么事，像這個案件給他他就會處理掉。里面肯定有一個差價，這個很明白，抵稅抵什么稅。

對兩人的調查證明，兩人對吳福康截留賠償款早就心知肚明，反而在務工人員面前為吳福康“抵稅”的說法背書。吳福康也需要這樣的人從中溝通配合，打消務工人員的疑問。賠償款下來了，兩人能拿到代理費，吳福康能從中截留，雙方都得利。

吳福康（原玉環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城區勞動保障所所長）：他要求10萬（元），我跟企業談了15萬（元）。我當時就在想，我這個就好像做生意一樣，他們要求多少錢，我達到他們的要求，我就在這其中賺取差額，賺了一點點意思意思。

吳福康身為公職人員，卻把職責做成了生意，對待務工人員和廠方，他各有一套生意經。在務工人員這邊，吳福康盡量壓低他們的期待，說服他們以較低的金額接受調解。而在廠方那邊，吳福康則把賠償金往高里談。用這樣的模式，他從31個務工人員的工傷賠償款中共計截留了29萬多元。

梁國棟：作為公職人員，吳福康有這樣的行為，性質其實比較惡劣。我們留置的時候很多人得知這個事情都拍手稱好。能夠獲得企業方跟工傷人員多方的認同也是我們執法執紀者最終想達到的心愿吧。

2019年，浙江省玉環市人民法院對此案公開宣判，不少務工人員專程趕來旁聽。吳福康因貪污罪、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四個月，并處罰金40萬元，同時追繳款項32.54萬元。追回的賠償金，被一一送到了當事人手中。

孫巧枝：那個錢去年給我們打過來了，5萬塊錢。謝謝紀委幫我們找過來，不是紀委幫我們找過來，我們這個錢肯定就拿不到了。

這個案件雖然發生在經濟發達的浙江玉環，但受到傷害的多是來自貧困地區的務工人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關注一線職工、農民工、困難職工等群體，讓他們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障，讓每一個勞動者活得更有尊嚴，實現體面勞動、全面發展。玉環市紀委監委督促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切實整改，規范調解程序，強化對干部的監督和對企業的監管，最大限度保護務工人員權益。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黑惡勢力是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毒瘤，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黨的十九大后，黨中央決定開展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既要打掉為禍民間的黑惡勢力，更要清除背后庇護他們的“保護傘”，切實提高人民的安全感。

紀檢監察機關堅決貫徹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與政法機關緊密協作，形成攻堅合力。自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開展以來，截至2020年11月底，全國共查處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問題81366個，立案處理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97802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督辦了一批重大典型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案件，公開通報曝光，形成強大震懾。其中，引發輿論強烈關注的孫小果案就是一個典型案件。

2019年3月，一個叫孫小果的人因故意傷害案被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法院決定逮捕，他和同伙在一家KTV打架斗毆，踢爆了對方的膀胱，將對方打成二級重傷。公安機關調查發現，孫小果注冊有多家公司，經營多家酒吧夜店，是昆明夜場上有名的“大哥”，貌似合法的公司外衣背后實質是一個涉黑涉惡團伙，做著諸多違法犯罪勾當，開設賭場、放高利貸、非法拘禁、故意傷害，不一而足。孫小果這個名字一經公布，頓時引起轟動。許多昆明人都有印象，20多年前就有個孫小果，犯下多起性質惡劣的大案，當年已經被判處死刑。這是不是同一個孫小果呢？

蔣彪（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事犯罪偵查支隊一級警長）：應該是死刑已經執行的，怎么他沒死啊？有這樣一個概念，詫異，非常詫異。

這個孫小果正是20年前的那個孫小果。他是如何離奇“復活”的，是否涉及公職人員違紀違法？政法機關對孫小果涉黑涉惡團伙犯罪展開調查的同時，紀檢監察機關也成立專案組與政法機關協同辦案，深挖背后的“保護傘”和涉黑涉惡腐敗問題，對涉及的一百多名公職人員進行了審查調查，最終給予黨紀政務處分60人，組織處理50人，談話提醒22人，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19人，查清了這一案件中存在的公職人員徇私枉法行為。

張雪貧（云南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中間只要有一個人是嚴格執法，他的這個事情就走不下去，每一個人都松這么一個小口子，最后就撕開了一個大口子。

梳理孫小果案跨越20年的過程，他第一次犯罪是在1994年，當時在昆明市環城南路，他和另外四名男子光天化日之下將兩名女青年強行拉上車，開到郊區實施輪奸。當時孫小果不是主犯且未滿18歲，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然而到了1997年，本應在監獄服刑的孫小果離奇地出現在了社會上，再次強奸4名未成年女性，其中1人是未滿14歲的幼女。他還非法拘禁并虐待侮辱兩名女性，手段極其殘忍，傷情慘不忍睹。他的惡行當時引發公眾強烈憤慨，經調查，發現是孫小果的母親孫鶴予和繼父李橋忠，在1995年找關系非法為孫小果辦理了取保候審，隨后又非法為其辦理了保外就醫。

陳浩（云南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孫小果的母親對孫小果，這種愛是一種無原則的，給他搞了一個假的病歷就做了一個保外就醫，第一次就讓他逃避了處罰。一天牢也沒坐那次。

孫小果母親孫鶴予，原名孫學梅，早先是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民警，繼父李橋忠當時是五華分局副局長。1998年，二人就因包庇孫小果1994年所犯強奸案被查處，孫鶴予被開除公職并以包庇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李橋忠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和撤職處分；給孫小果違規辦理取保候審的兩名警察也被以瀆職罪追究了刑事責任。孫小果也因1997年再次犯下多樁重案，于1998年2月被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公眾都以為事情到這里就終結了，沒想到20年后類似情節再次上演，而且這次更匪夷所思，是“死而復生”。徹查并公布孫小果案的真相，關乎社會對法治公平正義的信心。

陳浩：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為什么孫小果這個案子影響震動這么大，真是觸碰到了普通老百姓的一個心里的底線了。

調查發現，孫小果1998年一審被判處死刑之后，先后經歷了兩次改判。第一次是1999年，孫小果被判處死刑后上訴，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二審，改判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經調查，這次二審改判在事實認定和適用法律上存在錯誤，但并未發現徇私枉法情節。改判死緩后，孫小果被投入云南省第一監獄，按照法律，死刑緩期兩年期間沒有新的犯罪，則轉為無期徒刑。如果孫小果就此依法服刑，也不可能再為禍社會，然而，2003年他的母親孫鶴予刑滿釋放后，又一門心思要從監獄里撈人。

孫鶴予（孫小果母親）：很矛盾，也很恨他，你說不疼他吧也不可能，總是想讓他（受處罰）能夠輕一點，有溺愛在里面，這是我的問題。你說做這個母親做得失敗不？很失敗，真的，很失敗。 

孫鶴予當時已被開除公職，但李橋忠仕途又有了起色，在五華區城管局擔任局長。孫鶴予于是和李橋忠提出讓他再去找關系，李橋忠也就一口答應。

李橋忠（孫小果繼父）：他是他媽生的，他媽是我的老婆，作為他的繼父，他媽提出來這個東西，肯定是找熟人，更好說話，更好通融。

調查發現，正是李橋忠和孫鶴予的多方運作，致使2007年9月，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孫小果案啟動再審，并最終由死緩改判孫小果有期徒刑二十年。這一再審改判顯然極不正常。

陳浩：按照法律的規定要有新的證據、新的事實各方面才能啟動再審，這個案件其實是沒有，不符合這個條件的。

調查組循著這次再審的流程，逐一對照每一個關口的權限和職責，由此鎖定了每一關的責任人，并發現多個環節都有公職人員嚴重徇私枉法。

田波（時任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處理我，我都接受。因為這個案子最后給社會造成的影響，真的太壞了，真的太壞了。判決拿到那一天我掉眼淚了，做了一輩子的法官，最后成了罪犯。

田波，時任立案庭庭長。立案關是再審的第一關，正是田波開了這第一個口子。孫小果的繼父李橋忠曾經在部隊服役，他打聽到田波也曾經在同一個部隊當過兵，就輾轉托戰友約田波吃飯。

張雪貧（云南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兩次，每次5萬塊錢，給田波送過10萬塊錢，那田波在這個過程中，就想方設法為李橋忠出主意想辦法。

田波：對我的戰友也好，對李橋忠也好，不去怨恨別人，怨恨自己。心理學上有一句話說得很好，你心里面有這個鉤子別人才能夠掛東西，如果沒有這個鉤子，別人掛不上這個東西，也是自己沒把握好自己吧。

立案關之后是審判關，李橋忠夫婦自然接下來就把審判監督庭庭長梁子安作為重點公關的對象，向他行賄十余萬元。

梁子安（時任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庭長）：改這個案子的時候，實際上我當時也知道這是不對的，交給你的就是一個關口，你把不住這個關口，后面這個是有經驗教訓的。

當時梁子安明知這個案子不該改，但面子上又抹不開，他于是告訴李橋忠夫婦，這事難度大，建議他們再找找院領導。時任云南省高院院長是趙仕杰，雖然李橋忠不認識趙仕杰，但卻繞著彎子，找到了能和趙仕杰說上話的人。

劉天鳴（時任西雙版納州檢察院黨組成員 副檢察長 專案組成員）：李橋忠這個人很掌握中國社會的潛規則，這個事情放在他那兒，盡管他官不大，但是他通過繞，我認識你，你認識他，他認識他，他認識他，最后繞到那兒，這是決策者，行了。那個年代就吃飯，吃吃吃一路吃過去，吃完了，好，再集中火力，再送點東西，找到了能辦事也能辦成事的人。

調查發現，李橋忠通過不止一個人和趙仕杰打了招呼，其中之一是時任云南省長秦光榮的秘書袁鵬，李橋忠輾轉通過一個私人老板結識了袁鵬，送了3萬元，袁鵬接受請托給趙仕杰打了個電話。

張雪貧：袁鵬是省里面主要領導的秘書，當時李橋忠告訴孫鶴予說，他是當秘書的，他背后的人官有多大，他的權力就有多大，對方接到電話那考慮的肯定是這個人，這個事情是你跟我提的，還是你背后的人跟我提的。

這些繞著圈子打的招呼起到了作用，趙仕杰找到時任審判監督庭庭長梁子安提了這個案子，大意是如果能動就動一動。

梁子安：他這個人，他不會很那個的，他一般就是他意思表露了就拉倒了。我當時只要表態我保留意見，不那個的話，也行。但是畢竟沒有那個。我說我就是，第一句話是盲從領導，第二句話，我是喪失原則。

調查發現，孫小果案再審歷時一年，進行了三次審委會討論，之所以反復討論，正是因為不少審委會成員都認為，這個案子事實證據沒有錯誤，不該改判。這間莊嚴的審委會會議廳，每個人只要走進這里，就應當摒除一切外界影響，只仰望至高無上的法律。遺憾的是，少數人最終將人情關系和領導意愿帶進了屬于法律的空間，并凌駕在了法律之上。

梁子安：最后一次合議，表態就這樣的，事實不動了，就把刑期改了，這個案子誰都不敢動事實。

就這樣，孫小果完成了“復活”的重要一步，刑期變成了有期徒刑20年。調查發現，李橋忠夫婦同時又在監獄系統活動，操作違規減刑，時任云南省監獄管理局政委羅正云和李橋忠既是老鄉又是戰友，于是不顧原則答應給他幫忙。

羅正云（時任云南省監獄管理局政委）：1983年到1997年的時候他是在部隊工作，是和我在一個部隊，和我是上下級關系，又是戰友。

羅正云把時任云南省第一監獄政委劉思源叫來和李橋忠一起吃飯，嘴上說在原則范圍內關照，下屬也就心領神會。

劉思源（時任云南省第一監獄政委）：羅正云一句話，我們肯定是要買賬的。跟分管的副監獄長說，反正領導既然說了關照，你們關照好就行了。

調查組調取孫小果服刑期間的記錄查證，發現多名監獄管理人員在領導授意下違紀違規，給予孫小果不正常的特殊待遇，孫小果每個月考核都是滿分，連續七年被評為勞動改造積極分子，接連獲得減刑。尤其荒唐的是，孫小果還號稱在監獄里發明了一個“聯動鎖緊式防盜窨井蓋”，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后獲得了實用新型專利，第一監獄據此認定孫小果“重大立功”再次報請減刑。

劉思源：減不減，法官把關去，減不減我就不管你了，該關照關照，我也報了反正。

調查表明，井蓋設計圖紙其實是孫鶴予托人從外面帶進去的，當時云南省第一監獄有機械加工車間，從技術到材料都有便利條件，在一些監獄干警幫助下，同監其他懂技術的犯人制作出了模型。孫小果的設計陳述材料經鑒定都不是本人筆跡，是同監犯人代寫的。孫小果面對諸多證據，仍一口咬定井蓋是自己發明，但謊言被調查組當場揭穿。

劉天鳴（時任西雙版納州檢察院黨組成員 副檢察長 專案組成員）：我們審訊他的時候，我就問他，他到死都說這個東西是他發明的，不假。我說行，那現在來來來，我給你紙給你筆，還需要什么樣的制圖工具，你要實在畫不出來，我把原圖給你照著畫，照著畫他都畫不出來。很尷尬，就沉默，就不說話，耍賴賴不掉，那不吭氣就完了。

經調查核實，孫小果在云南省第一監獄總共減刑3次，2009年1月轉監到云南省第二監獄，在二監又減刑兩次，于2010年4月出獄，實際服刑時間只有12年5個月。之所以中間要由第一監獄轉到第二監獄，是因為違規減刑遇到了阻力。

羅正云（時任云南省監獄管理局政委）：2008年李橋忠給我打過一個電話，說孫小果在一監減刑未能得到通過，他說主要是一監的一個紀委書記叫何紹平持不同意見，而且態度非常堅決，你能不能跟他說一下。

調查組調取當年的減刑會議記錄，記錄顯示時任第一監獄紀委書記何紹平在多次會議上都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孫小果的減刑不符合規定。何紹平也還清晰地記得，羅正云為此專門打來了電話。

何紹平（時任云南省第一監獄紀委書記）：他說孫小果減刑你怎么不同意，我說不是我不同意減，他這個是不符合規定。他說你們這個規定太多了。我說不是我們的規定多，我說這個是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規定。

雖然領導打了電話過問，但下一次會議上，何紹平仍然不同意。

何紹平：我還是堅持不同意，我不圖什么，我必須要依法，你領導認為我不行，你給我換了就算了，沒事。當時我的身份是紀委書記，紀委書記就有這個職責，對這個事情進行監督。

正是因為何紹平的反對，羅正云等人只好將孫小果轉到第二監獄，繞過何紹平繼續操作。如果多一些人能夠像何紹平一樣堅持原則，孫小果也不可能“復活”，但遺憾的是，許多人選擇了另一個錯誤的答案。

陳浩：大家都覺得，我這里通融一下，賣個面子給個人情，應該沒什么問題，后面還有人會來把關，我只是它當中的一個環節，不重要，都是這種想法，最終導致這個事情就辦成了。

網友們都在問：孫小果家究竟有多大的權力，能辦成這么多事情？調查人員起初其實也有同樣的疑惑，當一路查下來，發現孫家最大的官員只是繼父這個區城管局長，卻成功打通了層層關節，堪稱拍案驚奇。而且，雖然不少人收受了孫家的錢物，但他們都表示其實主要不是圖財，更多的是因為“朋友圈”“戰友圈”的熟人請托，看的是人情和面子。看似匪夷所思的背后，其實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社會風氣的積弊。

孫鶴予：我老公說為什么他要去辦這個事情？實際上是能力的體現。我覺得他說這個話是真實的。他也樂意幫朋友的忙，所以他找朋友辦事，那也是非常順當。我老公他，唉，實際上真的挺對不起他的，把他害了。

來源：央視網

編輯：鄭蕓

審核：杜莉